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特征。摘要:
但凡认真读过马步升小说作品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具体而言,马步升的小说创作中,多有主观性叙述。顾名思义,主观性叙述中,作者主体介入比较明显,或者作者自己
…但凡认真读过马步升小说作品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具体而言,马步升的小说创作中,多有主观性叙述。顾名思义,主观性叙述中,作者主体介入比较明显,或者作者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或者就某一点内容展开丰富的想象与联想,或者凭借作品相关内容抒情议论,或者就相关知识或情节因由进行解说介绍,皆属主观性叙述之范畴。而客观性叙述中,作者则隐退到作品人事物景的背后,只进行冷静的描述、真实的呈现,作者的情感、观点及态度,则如盐入水,渗透于人物故事之中。在小说创作中,究竟应该运用主观性叙述还是客观性叙述,从根本上说,这由小说作品的题材内容和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决定,也与作者的个性气质及创作理念不无关系,而不能片面论定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本文主要结合马步升长篇小说《青白盐》《小收煞》,谈谈小说创作中如何成功运用主观性叙述,并生动呈现其艺术魅力。马步升的长篇小说,深具汉语之神韵魅力。在他所构造的人物故事中,隐约着《诗经》和汉乐府的古老气息,回荡着汉赋的纵横气势,流贯着唐诗宋词的气韵格调,深藏着明清小说的脉络气象。当然也不乏方言土话、谣谚俗语的生动活泼。儒家思想的正大肃整,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民族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艺术的丰厚滋养,使他的小说具有深广的根系和博大的内蕴。刘勰曰:“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又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应该说,马步升的小说,在这些方面的积淀和准备,还是做得相当充分的。他的长篇小说《青白盐》《小收煞》,笔墨纵横,匠心独运,大开大阖,气势恢宏。语言、环境、人物、故事很接地气,历史的纵深感很强。《青白盐》是一部展示陇东百年民情风俗的巨幅画卷,丰富的想象,宏阔的叙事,大量的人物内心活动的充分展示,使得作品的字里行间漫溢着强烈的主观性叙述的独异色彩。大量方言土话、糙词俚语的生动运用,大量已然僵化的标语、口号的巧妙活用,无不显示出化腐朽为神奇的语言魅力。《小收煞》中,马素朴在京求学,年底忽然回到员外村时,作者对于“狗心”的刻画,还有写到员外村的封闭时,对馒头不同做法的介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面飘扬了五十年的家旗,设计可谓别出心裁,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幽默风趣的语言,老练精到的描述,耐人寻味的人物故事,无不充分体现出主观性叙述的艺术魅力。马步升小说的主观性叙述,在文学评论界引起过较为广泛的关注,论者有肯定和称赞者,也有持批评意见者。主观性叙述的意义到底如何,最终还是要看是否符合小说审美规律,要看其中所蕴含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如何。《红楼梦》有主观性叙述,符合人文及人道理念,多有益于人物的表现和情节的推进,也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情怀。鲁迅的小说,也时有主观性叙述,恰恰是这些主观性叙述,极好地表现出作者的精神风骨和思想境界。马步升的主观性叙述,大多合乎人物个性心理,合乎情节发展,合乎思想情感的表达,也反映出作者的小说创作理念,应该说是符合小说审美规律的,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的精神创造活动,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既要谨慎服从创作规律,又要充分展示个人的思想才情,那么,主观性叙述自然就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讲道:“可是,为什么艺术家的创作里面也反映着时代、民族和他自己的个性呢?为什么里面也反映着艺术家的生活、意见和教养的程度呢?因此,创作岂不是依存于他,他岂不既是创作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吗?是的,创作依存于他,正像灵魂依存于有机体,性格依存于气质一样。”显然,这里所说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自然包括主观性叙述在内。我们再随意翻览任何一部明清小说,主观性叙述无处不在。那些“诗曰”“词曰”,那些“看官”及“话说”如何如何,无不将作者自己的个性、心理、思想见解及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三国演义》《红楼梦》的开卷之语,先声夺人,气势不凡,作者的独到见解与精神风貌,令人油然而生钦敬、同情之心,想一口气读下去的愿望自然难以消去。“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莫先于骨。”“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我们若读懂了刘勰的这些论述,那么,主观性叙述的合理性自然就让人不容置疑了。总之,主观性叙述若运用得成功,无疑会增强小说作品的艺术美感,并提升其思想境界。当然,话说回来,在小说创作中,主观性叙述若要运用得成功,乃至精彩,那就得注意是否符合人物个性、心理、思想及精神风貌,是否与作品中的环境契合,是否符合故事情节的自然推进,是否符合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否符合时代特征,等等。作者的主观性叙述既要放得开,还要收得来。否则,就极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观念先行、为文造情以及环境失真、情节脱节与人物形象的概念化、脸谱化诸般弊病。此类现象若严重到一定程度,那自然就会导致创作的失败了。

妙笔写作第七课

小说写作相关基础知识

第三节 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特征

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特征。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样式,其审美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鲜明的人物形象

(一)刻画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的中心任务

努力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任务。因而,在小说作品中,作者总是要采用种种艺术手段来细致地、多方面地刻画人物,小说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正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较,小说有更为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人物的形象性更强,这是小说艺术的文体优势。

与诗歌相比,诗歌的主要目的是抒情,通过意象来实现诗人情绪的形象传达,它不是以描绘人物形象为旨归,尽管在有的诗歌中有较鲜明的抒情的主人公形象,如《离骚》等,但这些形象不是直接地塑造对象,而是情感地表现对象,也不具有小说再现的特点;至于抒情诗,故事往往多于人物,情感的强烈外露,导致了作者不是在说故事,而是在唱故事,它同样缺少小说那种具体性。

与散文相比,散文是一种
侧重于表达作者内在心灵感受的表现型文体,作者只是截取那些与自己感受相吻合的片段和细节,目的也不在于刻画人物形象;即使在一些以写人为主的散文中,作者所突出和的也是人物某一方面的精神品质,而不是人物的性格。如鲁迅的《藤野先生》,作者通过几个有限的生活片段,集中突出了藤野老师没有民族偏见、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品质,作者并没有去表现有关藤野的完整的、具体的生活。

与戏剧文学相比,它们有相似的一面,都是属于再现型的艺术,都要努力塑造人物形象;但是,戏剧文学主要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因而戏剧文学必然要受到舞台时空和表演的限制,它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集中(人物集中、情节集中、矛盾集中、生活场景集中)。戏剧文学主要是通过人物台词与动作来刻画舞台形象,它无法像小说那样自由从容地描绘生活和多方面地刻画人物形象。

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是立体化和全方位的。首先,小说是运用散体的语言作为表达工具,对人物的有关生活可以自由地叙述和描绘,以此来实现人物生活的形象再现。其次,小说刻画人物形象十分自由。作者对人物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进行具体展现,人物在生活矛盾中的行为动作、人物的衣着打扮、神情姿态、人物的语言、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等等,都是属于小说的表现对象,正因为如此,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是生活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而不是抽象的人。如,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成功地塑造了“最后一个”封建落魄文人形象。小说中对孔乙己的描写令人玩味,他是一个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的人。在鲁镇,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既不是富人,可以呼朋唤友邀约一群人到酒馆里面坐下来大吃大喝;他也不是一般的穷苦百姓如那些做工的“短衣帮”,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站在柜台外面花几文钱要一碗酒,三下五去二喝完就走。他虽然穷困,却不肯脱去那件破旧不堪已经辨不出什么颜色的长衫,不肯放下封建书生的臭架子;否则,身材高达的孔乙己不至于如此困窘。孔乙己吃茴香豆这一细节,更是对他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孔乙己偶尔在经济宽裕的时候,还能再花一文钱买一碟茴香豆做下酒物,他善意地把茴香豆分给周围嘴馋的小孩,当孩子们再次围上来讨要的时候,他忙用手罩住碟子,嘴里却说“多乎哉!不多也!”他的心地是善良的,他没有粗暴地驱赶周围的小孩,而他的思想行为却是迂腐的,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不多了就是不多了,却要说“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言语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之乎者也”,足以体现出封建文化对他深入骨髓的毒害!我们读到这里,才忽然明白孔乙己并非自甘堕落地过那种穷困潦倒的边缘人生活,而是他中毒太深已无药可救。其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作者以生活为基础,通过想象和虚构创造出来的。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是一个焕发出革命英雄主义光彩的优秀地下党员,特别是他牺牲前对特务头子的慷慨陈词和凛然正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受尽折磨后被单独关在死牢里,他成功地挖出一条逃生通道,在他明知特务会很快会狗急跳墙加害于他,却并没有一个人逃生,为了给狱中其他战友留下这条唯一的生存之道,伟了保住这个秘密,他甘愿赴死。而生活中的许云峰是怎么牺牲的呢?据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记载,他的确在死牢里挖出了一条地道,大他是从地道逃生,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杀害的。作家做这样的改造并未有损许云峰的英雄形象,试想,作为一个把一切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作出这样的举动,难道不是合理的吗?又如,据陈寿的史书《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只是一个政治家,作为历史人物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即带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而小说家罗贯中却把他写成了一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无所不能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再则,历史中的诸葛亮性情粗野,而小说中的诸葛亮却是一个羽扇纶巾、温文尔雅的忠臣贤相。显然,作者融合进了朝朝代代劳动人民对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的审美理想。由此可见,虚构带给小说的是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是更为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

(二)人物形象的审美内涵

小说作品中的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一个有着鲜明艺术个性,同时又具有深广社会概括力的典型。

1.人物形象的个性化

艺术大师罗丹指出:在艺术作品中,有个性的作品才是美的。对小说而言,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是小说艺术的核心要求。正因为小说中人物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读者才不至于把千千万万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混为一谈。小说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是由生活所决定的。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这自然要求小说作者调动一切审美手段,为读者创造出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人物。

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同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应该是由诸多性格因素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性格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系统。首先,人物性格具有复杂多样性。人的诸多性格因素在各种外界合力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极其不规则的多向运动和多向组合。《红楼梦》中,王熙凤是一个令人咀嚼玩味的人物。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决定了她难登大雅之堂,大观园中的结社酬唱没有她的一席之地,但她绝顶聪明,办事干练为贾府的男人所不及。她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她爱说笑话、耍贫嘴,既俗气又有诙谐灵气的一面。她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在她身上,聪明与糊涂、刚强与脆弱、大方与小气、外表的威风逞能与内心的憔悴痛苦融为一体。其次,人物性格具有层次性。个性化的人物还是由表层次和深层次甚至于潜在的多层性格因素构成的有机体。作为浅层次也是最容易暴露的性格因素,反映的往往是表象,而深层次的也是不容易显性出来的性格因素,往往能反映人的本质和主流。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靳开来平时牢骚满腹,仿佛对什么都看不顺眼,甚至于人们对他的牺牲也有争议,但从本质上讲,谁能说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再次,人物性格还具有流动性。一定性格的人物是在相应的环境中形成的,人物的性格又会随着环境的流动而发生变化。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作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祥子本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勤劳的人,旧中国肮脏的社会环境却把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沉沦、堕落、麻木的人。

2.人物性格的本质化

小说家总是要从生活的基本规律出发,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来创造出具有较高概括性的艺术形象。人物性格的本质化是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对时代的社会的人的思想有广泛而深刻的概括,人物的思想性格要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某一社会阶层人的普遍的思想性格。小说的艺术深度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本质把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物性格本质化方面,这也是小说能够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重要因素。要实现人物性格的本质化,需要作者深入生活,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同时,还必须充分调动作者的全部审美经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生活进行更深更广的开掘,以达到对生活本质的把握;要实现人物形象的本质化,还需要作者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生活矛盾之中,在矛盾斗争中显现人物的性格,而不是靠简单的社会环境来完成。在具体的小说作品中,人物性格的本质化往往体现伟人物性格的历史深度和现实感的高度统一。历史深度是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过程,现实感是人物在生活矛盾中的必然表现。《西游记》中,沙僧的形象无法和孙悟空相比,这并不在于其本领的高低,而在于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所概括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含量要比沙僧丰富得多。《水浒传》中,论武功,有许多人不在林冲之下,但因他们只是某种战争的人化工具;相反,林冲走上反抗道路,作者细致入微地写出了林冲的性格流动过程,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内涵。

二、生动的故事情节

(一)情节是小说与生俱来的特质

如前所述,从小说的历史渊源来看,它本身就是吸收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的故事性这一特质而逐渐分离和独立出来的。有人说,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因为,一篇(部)小说,总是要或多或少地再现一定的人类生活流程,从塑造人物形象这一中心任务出发,小说通过再现人物在这一生活流程(生活矛盾)中的具体表现,来实现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再现型的叙事艺术,没有故事情节,人物的思想性格无法得到形象显现。

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作用于环境,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矛盾及矛盾发展的过程构成了相应的生活事件,这就是小说的情节。生活矛盾是小说故事情节之源,作者正是在丰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选择有较高审美意义的生活矛盾来升华小说故事情节,并以此来体现作者的审美深度的。用人血馒头做药引来治病,并不新鲜,鲁迅的小说《药》在设置情节时,没有简单照搬,而是进行了辗转生发,馒头上蘸的血非一般的血,是革命者的鲜血,勤劳善良的下层百姓华老栓却虔诚恭敬地用它为儿子治病,通过这样的加工改造,实现了作者对民主革命失败根源的追索。

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生动的故事情节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较之其他文学样式,之所以有着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生动的情节是原因所在,因为人都有好奇心,尽管这是低层次的审美需求。中国文学有“文奇则传”的审美传统,对小说而言,这里的“奇”自然是指情节的生动曲折。

当代小说,情节设置的审美方式呈现多元化,出现了一些情节淡化的“散文化小说”,甚至于是完全打破生活时空而以人物的心理作为透视点的意识流小说。但是,我们不能说小说可以离开故事情节,只是故事情节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何况,情节小说仍然是小说的主流。

(二)情节与人物性格

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格是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人物的思想性格作用于环境,就会导致和形成小说的故事情节。情节是人物性格在环境中的必然表现。这是小说创作必须遵从的一条重要美学原则,也是我们衡量小说作品成败优劣的重要审美标准。只有当小说的故事情节有机地统一于人物的性格之中,情节才会有积极的审美意义;反之,性格作为人物行为的动机揭示得越鲜明,小说的故事情节就越生动。因而,作者应充分把握人物的性格基调,对小说情节进行合理铺设。《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这一情节的设置,作者处处用奇:明知是计却立军令状,一奇;接受任务却没有造箭行动,二奇;眼看三天期到,却是想鲁肃借二十条小船,三奇。这显然是基于诸葛亮是一个奇人奇才的性格特征二合理铺设的。

三、具体的生活环境

环境是小说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小说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展开,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和完成的。小说是通过对生活矛盾的生动再现来实现典型形象的塑造的,这就必须要有具体生动的环境描写。环境作为人物行为的外在动因,只有把它具体而生动地描绘出来,才能表现出人物和事件的特征,才能揭示人物行动的原因和背景。小说里所提供的典型环境,是指围绕作品中的人物并促成人物行动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包括社会的和自然的,同时,它们还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根移的具体性。鲁迅的小说《药》是从写景开始的:“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出来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了。”这是故事发生的自然环境,透过这一自然景象,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沉闷、灰暗和凄凉,下文告诉我们的正是一个让人感伤的故事。这里,自然环境实现了给小说准确定调,构成了小说血肉的一部分。

小说的典型环境,是历史的纵深感、生活的广阔性和环境的具体性几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是一个流动的概念。长篇小说《红岩》中,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斗争,联系着重庆地下党的斗争历程,联系着重庆地下党组织伟迎接解放而掀起的斗争风云,联系着国民党风雨飘摇的形势,联系着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历史步伐。

在小说作品中,只有当环境制约着人物的性格,而人物又积极地反作用余具体的环境时,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才会获得积极的审美意义。与我们的实际生活一样,人物只是一定环境中的人物,人物离不开环境,但人物又不是简单被动地适应环境,它们往往在生活矛盾中相互促进,双向流动。长篇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一形象的塑造,充分体现了环境和人物间的矛盾关系。林黛玉先丧其母,继而丧其父,不幸的家庭遭遇造就了她敏感多疑、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失去母亲,意味着失去了与贾家联系的中坚力量;失去父亲,意味着没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贾家,她是一个萦萦孑立的门下客,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挣扎着抗争着,哀哀怨怨地走完了短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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