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梦露、伍尔夫、卢梭、蒙田……这些世界顶级作家艺术家们,有关他们的传奇浩瀚如星辰,无论是在世或去世。但从未有人从他们的“牙齿”这一特殊道具着手编撰故事。来自墨西哥的80后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通在《我牙
…梦露、伍尔夫、卢梭、蒙田……这些世界顶级作家艺术家们,有关他们的传奇浩瀚如星辰,无论是在世或去世。但从未有人从他们的“牙齿”这一特殊道具着手编撰故事。来自墨西哥的80后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通在《我牙齿的故事》这部颇具实验性的小说中,通过一名叫“高速路”的拍卖师,将这些牙齿和他们背后的故事串联了起来。在小说中,作家还将故事里诸多平凡人物以大作家命名,例如悉达多、胡里奥·科塔萨尔、拿破仑、卡洛斯·富恩特斯,甚至福柯、乔伊斯、萨特都写进了故事,赋予他们全新的角色——主人公冷漠的儿子、古怪的邻居、活得像一出“喜剧”的叔叔们和擅长演唱“毒鸡汤”的歌手……与以往中国读者熟知的马尔克斯、略萨、波拉尼奥等西语作家不同,这位获萨满·鲁西迪、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盛赞;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阿里·史密斯热捧的文坛新星不仅用这部题为《我牙齿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复兴了拉美传统,更用了实验性的笔法打碎了艺术与大众间的高墙,书写了西语文学的新篇章。在本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了成书的背景。19世纪现代连载小说作为文体兴起的同时,在古巴诞生了一种风行拉丁美洲的奇特职业:雪茄厂朗读者。为了减少手工劳动者重复劳作所导致的单调倦怠,工厂会安排一位工人为其他正在工作的同伴朗读雨果、左拉甚至大部头西班牙历史的书稿。21世纪这种文体在墨西哥的胡麦克斯果汁厂复兴,而重新发现这项拉美文学传统的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她受胡麦克斯艺术馆(与果汁厂仅一街之隔)委托,期望用一篇文章拉近艺术和普罗大众的距离。于是她借鉴了“雪茄厂朗读者”的历史与“连载小说”的文体,为果汁厂工人写一部每周连载,适合高声朗读的小说。《我牙齿的故事》讲述了世上最好的拍卖师古斯塔沃·高速路和他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我”的收藏品们、它们独有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专著。

当我们用“女作家”来强调作家的性别时,就已经暴露出作家一般被默认为男性的事实,这一点和社会上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也正因如此,“女性书写”在当今的文学中成为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它展现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别于占据社会主流的男性视角。

3月30日,在上海建投书局与世纪文景联合举办的“女性书写,一种撬动世界的力量”主题展中,开启了一场以“漫游者与艺术、城市的发现”为题的瓦莱里娅·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作品座谈会,瓦莱里娅代表作《我牙齿的故事》的译者郑楠与《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来颖燕参加了座谈。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1983年生于墨西哥,2014年获《洛杉矶时报》评选的“阿特·塞登鲍姆新人首作奖”,2017年入选波哥大39位拉美青年作家名录,以及柏林文学奖短名单。她出版首部作品《假证件》时年仅27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新星,被誉为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继承者,是拉丁美洲文学界极具潜力的青年作家。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真正优秀的作品是雌雄同体的

“女性主义”的思想,最早由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中提出,它偏向激进的女权主义,渴望打破父权制约。西苏所创造的美杜莎形象和女性主义的主题相契合,因为美杜莎的头颅被割下,表示的是男性强制要求女性沉默。西苏最开始是想反对拉康所谓象征男权的男性中心主义,因为“女性一直被写作粗暴地驱逐”。由此,也催生了很多思考性别问题的女性,如波伏娃、伍尔夫。

在这样的思想启发下,女性书写的目的主要在于展现女性作为主体而非男性附庸所进行的文本创作,它有两个目标:摧毁和预见不可预见之事。郑楠表示,上世纪70年代美洲的女性创造了很多作品,正是为了抵抗自上而下的男性强权,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她们的写作和女性主义是紧密相连的。拉丁美洲从未缺少为女性权利而写作的女作家,瓦莱里娅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而非凭空产生的。

然而,瓦莱里娅本身并不乐意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她认为,女权主义的成功应当以女权主义的不再呈现为目标。因为,只有大家不再需要强调女权主义,才意味着女权主义的实现。

《我牙齿的故事》作者: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译者: 郑楠,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郑楠说,“我也反对两分法,即两性是对立的,或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压迫与受压迫的”。她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希望建立的是两性共同、平等的写作。对此,来颖燕也表示赞同,她提出,由于性别的客观存在,基于自身性别的写作视角是难免的。但是,女性写作不等于要陷入女性立场。为自身女性的客观身份所限制,会使得视角变得偏狭,很多人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自身女性身份的问题。

在来颖燕看来,性别意识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基调,但不能任由其成为我们写作的束缚。优秀的写作是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女性写作所展现的也应当是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正如伍尔夫所说,真正优秀的作品是雌雄同体的,是超乎性别意识之上的。

在现场,来颖燕还提到一位男性调查者的报告。报告中,当女性作家被问及是否进行女性主义写作时,她们纷纷表示惊讶与不悦。她们并不是专为女性文学而写作,只是在写作中渗透着自身的性别认识,她们反对自己被贴上“女性主义”这样的标签。

恢复小说在现代世界里的“无门槛”

瓦莱里娅的《我牙齿的故事》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交织的文本。在写作《我牙齿的故事》时,瓦莱里娅将稿件定时寄送给胡麦克斯(Jumex,国内称“果美乐”)果汁厂的工人们,由工人们朗读、讨论,并将录音反馈给她,她再据此进行修改。

在这本小说中,有很多文字直接来源于工人们的真实经历,或者录音里的记录,里面有真实的作家,甚至还有真实的照片,而另一部分则属于虚构——这使得她的作品变成虚虚实实的存在。其思考生活和艺术之间、写作和工厂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抑或是缺失某种联系。瓦莱里娅在书的后记中说:“我应当如何在他们之间搭建桥梁呢?与其说是我在写工厂和工人的生活,不如说我是为他们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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