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接马先生(三十日)来信,说你要转往苏联学习,又说已与文化部谈妥,让你先回国演奏几场;最后又提到预备叫你参加明年二月德国的Schumann[舒曼]①比赛。

  孩子,能够起床了,就想到给你写信。

  我认为回国一行,连同演奏,至少要花两个月;而你还要等波兰的零星音乐会结束以后方能动身。这样,前前后后要费掉三个多月。这在你学习上是极大的浪费。尤其你技巧方面还要加工,倘若再想参加明年的Schumann[舒曼]比赛,他的技巧比萧邦的更麻烦,你更需要急起直追。

  邮局把你比赛后的长信遗失,真是害人不浅。我们心神不安半个多月,都是邮局害的。三月三十日是我的生日,本来预算可以接到你的信了。到四月初,心越来越焦急,越来越迷糊,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你始终不来信的原因。到四月十日前后,已经根本抛弃希望,似乎永远也接不到你家信的了。

  与其让政府花了一笔来回旅费而耽误你几个月学习,不如叫你在波兰灌好唱片(像我前信所说)寄回国内,大家都可以听到,而且是永久性的;同时也不妨碍你的学业。我们做父母的,在感情上极希望见见你,听到你这样成功的演奏,但为了你的学业,我们宁可牺牲这个福气。我已将此意写信告诉马先生,请他与文化部从长考虑。我想你对这个问题也不会不同意吧?

  四月十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听北京电台广播你弹的Berceuse[摇蓝曲]和一支Mazurka[玛祖卡]
,一边听,一边说不出有多少感触。耳朵里听的是你弹的音乐,可是心里已经没有把握孩子对我们的感情怎样——否则怎么会没有信呢?——真的,孩子,你万万想不到我跟你妈妈这一个月来的精神上的波动,除非你将来也有了孩子,而且也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马先生三月三十日就从北京寄信来,说起你的情形,可见你那时身体是好的,那末迟迟不写家信更叫我们惶惑“不知所措”了。何况你对文化部提了要求,对我连一个字也没有:难道又不信任爸爸了吗?这个疑问给了我最大的痛苦,又使我想到舒曼痛惜他父亲早死的事,又想到莫扎特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亲切的信:其中有一封信,是莫扎特离开了Salzburg[萨尔斯堡]大主教,受到父亲责难,莫扎特回信说:

  其次,转往苏联学习一节,你从来没和我们谈过。你去波以后我给你二十九封信,信中表现我的态度难道还使你不敢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和我细谈、细商吗?你对我一字不提,而托马先生直接向中央提出,老实说,我是很有自卑感的,因为这反映你对我还是下放心。大概我对你从小的不得当、不合理的教育,后果还没有完全消灭。你比赛以后一直没信来。大概心里又有什么疙瘩吧!马先生回来,你也没托带什么信,因此我精神上的确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功不补过。现在谁都认为(连马先生在内)你今日的成功是我在你小时候打的基础,但事实上,谁都不再对你当前的问题再来征求我一分半分意见;是的,我承认老朽了,不能再帮助你了。

  “是的,这是一封父亲的信,可不是我的父亲的信!”

  可是我还有几分自大的毛病,自以为看事情还能比你们青年看得远一些,清楚一些。

  聪,你想,我这些联想对我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四月三日(第30
号)的信,我写的时候不知怀着怎样痛苦、绝望的心情,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同时我还有过分强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老朽,忘记了自己帮不了你忙而硬要帮你忙。

  妈妈说的:“大概我们一切都太顺利了,太幸福了,天也嫉妒我们,所以要给我们受这些挫折!”要不这样说,怎么能解释邮局会丢失这么一封要紧的信呢?

  所以倘使下面的话使你听了不愉快,使你觉得我不了解你,不了解你学习的需要,那末请你想到上面两个理由而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是人,原谅我抛不开天下父母对子女的心。

  你那封信在我们是有历史意义的,在我替你编录的“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导”(这是我把你的信分成的类别,用两本簿子抄下来的),是极重要的材料。我早已决定,我和你见了面,每次长谈过后,我一定要把你谈话的要点记下来。为了青年朋友们的学习,为了中国这么一个处在音乐萌芽时代的国家,我作这些笔记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所以这次你长信的失落,逼得我留下一大段空白,怎么办呢?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事前必须考虑周详。尤其是想改弦易辙,丢开老路,换走新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理智做一个天平,把老路与新路放在两个盘里很精密的秤过。现在让我来替你做一件工作,帮你把一项项的理由,放在秤盘里:

  可是事情不是没有挽回的。我们为了丢失那封信,二十多天的精神痛苦,不能不算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现在可不可以要求你也付些代价呢?只要你每天花一小时的功夫,连续三四天,补写一封长信给我们,事情就给补救了。而且你离开比赛时间久一些,也许你一切的观感倒反客观一些。我们极需要知道你对自己的演出的评价,对别人的评价,——尤其是对于上四五名的。我一向希望你多发表些艺术感想,甚至对你弹的Chopin[萧邦]某几个曲子的感想。我每次信里都谈些艺术问题,或是报告你国内乐坛消息,无非想引起你的回响,同时也使你经常了解国内的情形。

  [甲盘]

  你说要回来,马先生信中说文化部同意(三月三十日信)你回来一次表演几场;但你这次(四月九日)的信和马先生的信,都叫人看不出究竟是你要求的呢?还是文化部主动的?我认为以你的学习而论,回来是大大的浪费。但若你需要休息,同时你绝对有把握耽搁三四个月下会影响你的学习,那末你可以相信,我和你妈妈未有不欢迎的!在感情的自私上,我们最好每年能见你一面呢!

  (一)杰老师过去对你的帮助是否不够?假如他指导得更好,你的技术是否还可以进步?

  至于学习问题,我并非根本不赞成你去苏联;只是觉得你在波兰还可以多耽二三年,从波兰转苏联,极方便;再要从苏联转波兰,就不容易了!这是你应当考虑的。但若你认为在波兰学习环境不好,或者杰老师对你不相宜,那末我没有话说,你自己决定就是了。但决定以前,必须极郑重、极冷静,从多方面、从远处大处想周到。

  (二)六个月在波兰的学习,使你得到这次比赛的成绩,你是否还不满意?

  你去年十一月中还说:“希望比赛快快过去,好专攻古典和近代作品。杰老师教出来的古典真叫人佩服。”难道这几个月内你这方面的意见完全改变了吗?

  (三)波兰得第一名的,也是杰老师的学生,他得第一的原因何在?

  倘说技巧问题,我敢担保,以你的根基而论,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的成就,无论你跟世界上哪一位大师哪一个学派学习,都不可能超出这次比赛的成绩!你的才具,你的苦功,这一次都已发挥到最高度,老师教你也施展出他所有的本领和耐性!你可曾研究过program[节目单]
上人家的学历吗?我是都仔细看过了的;我敢说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除了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个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换句话说,跟到名师只有六七个月的竞选人,你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所以我在三月二十一日(第28
号)信上就说拿你的根基来说,你的第三名实际是远超过了第三名。说得再明白些,你想:Harasiewicz[哈拉谢维兹]①,Askenasi[阿希肯纳齐]②,Ringeissen[林格森]③,这几位,假如过去学琴的情形和你一样,只有十——十二岁半的时候,跟到一个Paci[百器],十七——十八岁跟到一个Bronstein[勃隆斯丹],再到比赛前七个月跟到一个杰维茨基,你敢说,他们能获得第三名和Mazurka[玛祖卡]奖吗?

  (四)技术训练的方法,波兰派是否有毛病,或是不完全?

  我说这样的话,绝对不是鼓励你自高自大,而是提醒你过去六七个月,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杰老师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假如你以为换一个school[学派],你六七个月的成就可以更好,那你就太不自量,以为自己有超人的天才了。一个人太容易满足固然不行,太不知足而引起许多不现实的幻想也不是健全的!这一点,我想也只有我一个人会替你指出来。假如我把你意思误会了(因为你的长信失落了,也许其中有许多理由,关于这方面的),那末你不妨把我的话当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爸爸一千句、一万句,无非是为你好,为你个人好,也就是为我们的音乐界好,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好!

  (五)技术是否要靠时间慢慢的提高?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晚年的)和乔治之间的距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是免不了的,但我还不甘落后,还想事事,处处,追上你们,了解你们,从你们那儿汲取新生命,新血液,新空气,同时也想竭力把我们的经验和冷静的理智,献给你们,做你们一支忠实的手杖!万一有一天,你们觉得我这根手杖是个累赘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会销声匿迹,决不来绊你们的脚!

  (六)除了萧邦以外,对别的作家的了解,波兰的教师是否不大使你佩服?

  你有一点也许还不大知道。我一生遇到重大的问题,很少不是找几个内行的、有经验的朋友商量的;反之,朋友有重大的事也很少不来找我商量的。我希望和你始终能保持这样互相帮助的关系。

  (七)去年八月周小燕在波兰知道杰老师为了要教你,特意训练他的英语,这点你知道吗?

  杰维茨基教授四月五日来信说:“聪很少和我谈到将来的学习计划。我只知道他与苏联青年来往甚密,他似乎很向往于他们的学派。但若聪愿意,我仍是很高兴再指导他相当时期。他今后不但要在技巧方面加工,还得在情绪(emotion)和感情(sentimento)的平衡方面多下克制功夫(这都是我近二三年来和你常说的);我预备教他一些1ess
romantic[较不浪漫]的东西,即已哈、莫扎特、斯加拉蒂、初期的贝多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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